早上七点，小区门口的包子铺腾起白雾，老板娘掀开竹蒸笼，面香混着肉汁的甜味钻进鼻腔。我蹲在路边的梧桐树下系鞋带，听见隔壁单元的张奶奶扯着嗓子喊：“小王啊，帮我捎两斤排骨，要前腿肉！”穿荧光背心的快递员正把包裹往三轮车上码，车斗里堆成小山的纸箱用麻绳捆得严严实实，最上面那个印着“云南鲜花饼”的盒子角有点瘪，露出半截粉色的包装纸。 “叮——”手机在裤兜震动，是同事老周发来的消息：“今天甲方代表提前半小时到，带好合同。”我抬头看了眼包子铺的电子钟，七点十五，离上班还有四十五分钟。老板娘递来装着茶叶蛋和豆浆的塑料袋，塑料纸在冷风里哗啦作响，我摸到蛋壳上还带着温热的裂纹。 地铁安检口排着歪歪扭扭的队，穿校服的学生把书包甩在传送带上，金属拉链撞出清脆的响声。穿西装的男人低头刷手机，领带尖戳在咖啡杯沿，褐色的液体顺着杯壁往下淌，在白色衬衫上洇开一小片污渍。我往后退半步，踩到个软乎乎的东西——是只被踩扁的蓝莓，果肉黏在鞋底，在瓷砖上拖出淡紫色的痕迹。 九点零七分，会议室空调吹得人后颈发凉。甲方代表是个戴银框眼镜的女人，指甲修剪得极短，翻合同的手指在“违约责任”那栏顿了顿：“这条得改，赔偿比例要上调三个点。”老周的钢笔在纸上洇出个小墨点，他咳嗽一声：“王总，咱们之前口头约定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女人摘下眼镜，用镜腿敲了敲桌面：“口头约定不作数，白纸黑字才靠谱。” 午休时去便利店买饭团，收银台后的姑娘正对着镜子补口红，珊瑚色的膏体在唇峰抹出尖锐的角。冷藏柜的玻璃上凝着水珠，三文鱼寿司的紫菜边缘已经发软，我拿了盒最里面的海苔肉松款，塑料包装在指尖发黏。结账时瞥见柜台摆着新到的关东煮，白萝卜块在昆布汤里沉浮，顶上插着半截竹签。 下班时天全黑了，小区路灯亮得迟，我摸黑往单元门走，突然被什么绊了下——是白天那只踩扁的蓝莓，现在被踩得更扁了，果肉混着尘土黏在鞋跟上。电梯停在十三楼，我盯着数字键上歪掉的“7”贴纸，想起早上张奶奶的排骨还没买。开门时闻到厨房飘来葱花香，媳妇正往锅里下面条，案板上摆着洗好的青菜，水珠顺着菜叶滚进沥水篮。 “排骨我买成后腿了。”我把塑料袋放在桌上，塑料纸上的水渍在桌面洇开一小片，“老板说前腿卖完了。”媳妇用筷子搅了搅锅里的面，白雾腾起来糊住她的眼镜：“后腿也行，炖汤更香。”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，不知谁家电视开着，新闻联播的声音混着炒菜声飘进窗户。我坐下剥蒜，蒜皮粘在手指上，怎么搓都搓不掉。